·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山东公海欢迎来到赌船招收的首届学生中的一员，他是新中国第一位站在联合国海洋舞台上的中国人。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再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近24年间，他在联合国的成长与发展之路，一步一个台阶，从联合国的普通职员到高级职员,走的扎实而稳固。

·从而立之年，几近花甲之年，他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在联合国度过，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海洋事业，他曾遍访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海洋科学的发展和海洋环境的保护而奔走忙碌。

·他就是联合国资深外交官、中国海洋大学1977级校友蒋逸航。

成长之路：知青·木匠·大学生

1956年1月，蒋逸航出生在北京，父母皆是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当时，国家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父母工作很忙，童年的蒋逸航更多的是和哥哥、姐姐在一起生活，并很早学会了做饭、洗衣服、做家务等，从小培养起了独立生活的能力。

1966年“文革”风雨袭来之时，蒋逸航的父亲被批为“走资派”，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他在学校里受尽了旁人的白眼。受“文革”的冲击，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蒋逸航断断续续的读完了中学。1974年，高中毕业时，高考早已中断。在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他去了北京郊区的北七家公社八仙庄大队插队，成为那个时代众多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的一员。

乡下插队的生活很苦，第一年还有国家补助，基本生活尚有保障，第二年就全靠自己养活自己。辛辛苦苦干了一年，到头来，除去分到的粮食，还欠生产队80多块钱，分的粮食根本不够吃。同时，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挑水、施肥、锄草……使筋疲力尽的他更增加了饥饿感。除了身体上的疲惫，还有精神上的“无望”。“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看不到方向”，蒋逸航说，没有人告诉自己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在特殊的年代，艰难的环境里，也磨练了他的心性，使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得以更好地锻炼和提升。“插队是我一生中最艰苦的经历，竟然挺过来了，以后生活中再遇到困难都不怕”，蒋逸航表示。

1975年12月，蒋逸航从农村回到北京，进入四机部第19研究院，成为了一名木工。首先从学徒工做起，每天跟着师傅从事桌椅板凳的维修和一些特殊木器家具的加工制作。“工作不是很忙，每月还有十几块钱的工资，闲暇时间，就看会书，考大学倒是没想过。”蒋逸航说，如果后来不上大学，自己或许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木匠。

1977年10月，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国，又唤醒了无数青年的大学梦。蒋逸航所在单位的同事，以及许多和他一起回城的知青都纷纷加入到报考大军中。“当时没想上大学，对大学也没什么概念，但是周围的人都在准备，我也就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和他们一起学”蒋逸航回忆说，当时留给他的备考时间只有15天，周围的20多个人经常聚在一起探讨问题，后来他干脆让人把自己锁在宿舍里专心复习。

1977年冬天，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如期举行，蒋逸航和全国570多万名考生一起走进了考场。在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蒋逸航凭借优异的成绩成为通过录取线的30万名考生中的一员。填报志愿时，因为数、理、化成绩不错，在前去北京招生的山东公海欢迎来到赌船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他选择了海洋水文气象系的海洋水文专业。“父母希望我学化学，因为当时很多人不了解海洋学，对它的前景没法把握，我自己想学物理。”蒋逸航说。

1978年2月，从未见过大海的蒋逸航乘火车抵达青岛，在鱼山路5号开始了他的大学时光。

求学青岛：山东公海欢迎来到赌船“1177”中的活跃分子

初到青岛，从未见过大海的蒋逸航独自去了海边，掬起一捧海水，亲口尝了尝滋味，“的确是咸的”。为了转到父母期望的化学系，他曾专程到时任教务长赫崇本家中拜访，“赫老告诉我，海洋水文是一个大有发展前途的专业，要对自己和这个专业有信心”，在赫崇本的开导下，蒋逸航放弃了转专业的念头，安心于海洋水文的学习。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1977级”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皆是万里挑一的佼佼者，蒋逸航所在的海洋水文班也是如此。在这个编号为“1177”，拥有40余名学生的新集体里，小学、中学时代一向被老师冠以“骄傲自满”的他体会到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可能是好多年没有读书的缘故，同学们都很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把学习当成了事业，劲头特别足”蒋逸航说，个个犹如干透了的海绵，遇见一点水分，就拼命地吸。

初入大学，学校举行了一次英语摸底考试，选取了20余名基础较好的学生，进入“快班”学习。时至今日，蒋逸航依然记得谷立钊教授给他们上课时的情景，“他叼着一个烟斗，英语的发音特别漂亮”，他会要求每一个学生把上堂课的课文背诵一遍，“谁也别心存侥幸”。令蒋逸航印象深刻的还有数学老师胡正褀，在她的教导下，海洋水文班的数学成绩特棒，甚至超过了数学系。1978-1982年，山东公海欢迎来到赌船举行了3次数学竞赛，“我们班的施平同学获了4个冠军，其中1个是拿的数学系的。”蒋逸航说，还有王景明教授、冯士筰教授、奚盘根教授、张大错教授等任课老师，每每回忆起来，都倍感亲切。

“1977级的大学生活，不是只有学习，而是丰富多彩的。”蒋逸航不仅是学校篮球队、乒乓球队和话剧队的成员，还担任了海洋水文气象系的学生会主席。他的同班同学、公海欢迎来到赌船的郭佩芳教授说：“他是从北京大城市来的，见多识广，也比较爱好文体活动，山东公海欢迎来到赌船的第一场舞会就是他组织的。”蒋逸航还和其他同学去崂山游玩，周末和同学去中山路逛街……在他看来这些都是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如何感叹，四年大学时光还是一晃而过。1982年2月，1977级毕业了，蒋逸航重新回到北京工作，被分配到了国家海洋局调查处，成为了一名公务员。

走出国门：联合国新来的中国海洋人

20世纪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的海洋调查事业也逐渐打开国门，尝试与发达国家联合对接，开展工作。专业出身的蒋逸航很快融入其中，并胜任工作，先后参与组织了中日黑潮调查，中美海-气相互作用联合调查研究、大洋锰结核调查等多个项目。

因为蒋逸航的出色表现，1983年他被选派日本学习，回国后，被任命为北海分局调查处副处长，28岁的他成为当时海洋系统最年轻的副处长，一年后，又调回国家海洋局调查处。

1987年，国家教委要选派一位有海洋工作背景的年青人前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经过海洋局推荐、选拔，最终确定蒋逸航为合适的人选。经过一段时间的外语培训和对教科文组织工作的熟悉之后，1988年3月，蒋逸航抵达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并在其下属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任职，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他成为第一位在联合国从事涉海工作的中国人。

按照当初的计划，蒋逸航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锻炼两年，熟悉并掌握了国际海洋合作工作后就要回国。可是等到他想要离开的时候，工作情况发生了变化，发现已经离不开了，“当时我负责的很多国际海洋合作项目正处在关键推进阶段，海委会的负责人希望我留下来。在取得国家海洋局的支持后，我继续留任，工资由教科文组织支付。”蒋逸航说。就这样他在巴黎先后工作了5年多，先后参与组织了海洋陆架环流项目、全球海洋观测系统（GOOS）项目，特别是后者的建立，为人们实现海洋资料和信息共享，安全、有效、合理、可靠地利用和保护海洋环境、进行气候预测和海岸管理，提供了依据。这期间，每当有中国海洋代表团去法国参加海委会会议时，蒋逸航总会把他们邀请到自己家做客，“在异国他乡，见到国内的领导和同事，很亲切，有时候家里坐满了人，筷子不够、碗不够、椅子也不够，大家就轮流吃饭……”据蒋逸航回忆。令他欣喜的是，在代表团中还能遇见大学时代的老师——文圣常教授，“文先生总是很客气，请他去家里吃饭，他总会说‘对不起，打扰了’”。

20世纪9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酝酿成立西太平洋分委会，办公地点选在泰国曼谷，“因为当时的泰国政局不稳定，有关谈判并不顺利，先后和4任政府反复磋商，才最终敲定成立西太分委会的有关事项”蒋逸航介绍。1994年10月，作为西太分委会的第一个国际职员，蒋逸航被派往曼谷负责与各有关国家政府接洽，协商筹建办公室事宜，并开展在西太平洋的海洋科学项目的合作。就这样，他离开了工作近6年的巴黎，转任到曼谷开辟新的天地。这期间，他参与组织创建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东北亚区域观测系统（NEAR-GOOS），进一步加强了西北太平洋地区的数据和信息采集，丰富和完善了全球海洋观测系统的架构体系。

与此同时，在国家教委和海洋局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政府派遣李海清去巴黎海委会工作；并在国家的外交努力之下，苏纪兰教授成功竞选海委会西太分委会主席。创造了中国在海委会工作的顶峰时期。令蒋逸航最为自豪的是，1996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和苏纪兰、李海清同时出现在了主席台上。

在蒋逸航的努力下，不仅建起了西太平洋分委会的办公室，而且工作逐步转入正轨，项目进展顺利。他们不仅开展了海洋环流和海洋污染检测项目，还开展了赤潮等海洋生物研究项目，使当时的西太平洋海洋科学研究与监测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成为当时西太平洋地区最活跃的国际合作组织之一。

不知不觉间，他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度过了10个春秋。从而立之年，到不惑之年，他积累下了丰富的国际海洋管理的经验，从一名海洋事务的管理者，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国际海洋外交官。

海洋环保：站在联合国海洋环保的舞台上

1998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东亚海地区海洋合作计划在全球招募项目负责人，蒋逸航抓住机会，积极申报，成功当选，负责组织开展东亚海行动计划项目，开始了保护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湿地的工作。由此，蒋逸航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转岗到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方向从海洋科学研究转向海洋资源与环境保护领域。

这期间，在全球环境基金（GEF）的资助下，他参与组织开展了涉及中国、越南、菲律宾、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７国的南海海洋保护合作项目。“东南亚地区经济发展快，当地把红树林砍伐后建养虾池，在越南、中国等地存在盗采珊瑚礁用作烧制石灰的原料的现象，海洋生态环境破坏极其严重。”蒋逸航介绍。

南海海洋保护合作项目实施后，蒋逸航带领他的工作团队与参与国政府密切配合，一方面加强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与有关专家学者进行恢复治理。他们曾在越南政府的配合下，强制关停了当地的石灰厂，使当地的珊瑚礁得以保存，这一事件还被英国广播公司（BBC）做成专题节目进行了重点报道。谈及该项目实施的成果，蒋逸航表示，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的事件比以前减少了，但是红树林和珊瑚礁等海洋资源的恢复却是一件很漫长的事情。

2004年，在全球环境基金的支持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决定联合中国和韩国政府，围绕黄海地区开展生态保护，命名为“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面向全球招募项目办主任，蒋逸航再一次实现了在联合国海洋舞台上的跃升，成功当选为该项目的项目主任。“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执行前，黄海地区面临着渔业问题、污染问题、生物多样性问题等多方面的难题，单独解决其中的某一问题很难，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决定把生态观念引入到海洋管理工作中，开展以生态系为基础的管理。在蒋逸航看来，环境和生态概念的不同在于，“环境保护是以人为核心的，而在生态系统中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而以生态为基础的管理，包括了管理人的行为。”

在全球环境基金的资助下，2004-2011年，“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一期工作顺利开展，蒋逸航积极奔走于中、韩、朝三国之间，协调相关部门和科研人员研讨政策、制定框架、开展调查、论证等，最终形成了由参与政府签署的以生态为基础的“黄海地区战略行动计划”。“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的成果受到国际海洋界,特别是大海洋生态系统各个项目的管理者的一致好评, 最主要的是把以生态为基础的概念引入到海洋管理的具体实践之中。

“黄海大海洋生态系”项目一期工作结束后，蒋逸航辞去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工作，重新回到了国内。

在联合国任职近24年，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海洋事业，蒋逸航的足迹遍布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正式成为联合国的雇员之前，每个人都要承诺不为任何一个政府工作，而是为联合国工作，并在工作中做到公正、公平。”蒋逸航说，他始终谨记自己的承诺，摆正自己的位置，不偏不倚的开展工作。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也不会在联合国坚持这么久，别人也不会欢迎我”。

按照目前的联合国会费比例计算，中国籍联合国工作人员的分配名额约为160人，而实际使用名额仅为70人左右，还不到分配名额的一半。此外，通过自行投递简历成为国际公务员的400余名中国人中，很大一部分在从事翻译、打字员等技术性或服务性工作。像蒋逸航这种司局级部门的主任、副主任等高级职员却相当缺乏。此种情况，不仅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联合国的贡献程度不符，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在一些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而人才供给不足是中国籍国际公务员人数缺失的根本原因。

同样，在联合国海洋舞台上，中国籍管理人才也面临着欠缺的困境。“这些年，我们在联合国丢掉了很多重要的席位”蒋逸航说，在中国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急需这方面的人才。中国海洋大学作为中国大陆唯一的一所综合性海洋大学，在此类人才培养方面责无旁贷。

2016年，步入花甲之年的蒋逸航退休之际，即收到了几所高校的邀请，希望他前去讲学，共同培养国际涉海管理人才。蒋逸航表示：“他喜欢讲课的过程，也愿意把自己在联合国24年的积累与所学告诉大家”，他选择了中国海洋大学, 理由很简单：“我是这儿毕业的啊”！

图/文：转自“观海听涛”